策展的維度：以行政主導的策展方式為例
2014年底至15年初期間，展覽「因地制宜──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劃2014」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，後來疑因藝術家李天倫其中一件作品《面塊的真相》最後無法展出，引來了政治審查的風波。藝術家指港大美術博物館總監 Florian Knothe因認為作品為「額外的展示」（藝術家批港大回應 為反駁而犧牲專業，2015）而拒絕展出，而館方的官方聲明則指出作品因是後來加上，被「策展小組」認為不屬展覽部分，並將事件歸咎於在安排展示期間出現溝通不協調之處（香港大學回應傳媒就「因地制宜」展覽的查詢，2015）。本文無意論述這次事件誰是誰非，而是集中策展方面的論述，從這件事件中引申出不同的權力架構與關係，在這個個案中，最少可見到展覽中包括館方、策展、藝術家三個持份者，涉及不同的權力關係，左右了展覽的實行，當中，策展人的位置與取向，也有待探討。
只談策展，按不同時期與地方的文化語境，策展人一詞自有一套的理解與定義，大眾或最常理解的，就是組織者、總監、經理人，當然，在藝術展覽中，策展人還有別的工作事項，然而，香港的策展概念只有近二十年的事，且香港未有深化討論（丁穎茵，2012）。但與此同時，也不能否認香港藝術的策展文化不斷在改變中，誠如連美嬌提到「以往策展人、藝術家及公眾，都停留在單向和從上而下的關係，但在當代藝術實踐裡，三者不分主次」（2013），但在當代藝術展覽的架構中，旁觀者（觀眾）還是很難理解策展與藝術家的實際操作過程，當中有多少潛規則？有多少權力關係使策展人或藝術家立於哪個位置上？這些都成為了謎一般的運作。陳浩揚曾於報章訪問中認為，「當前最大問題是，許多商業畫廊展覽太商業化。」（2012）；鄭怡敏(阿金)則寫到，「『策展』在香港，尤其在政府架構而言，也只是官僚架構下的公務員，從事既重複、又簡單、又刻板的工作。」（2015），由此，顯示出香港策展工作遇到的問題。
透過上文的引述，如果將藝術空間視為作品及展覽其中一個載體，我們概括地分為替代空間（民營藝術空間）、商業畫廊、官營博物館這三個主要範疇下。或許暗示了部分替代空間、商業畫廊及官營博物館策展的普遍情況，對於過往一些替代空間如阿金曾任職的「藝術公社」，因受人手及撥款所限，策展工作變成流水作業，機械式運作；商業畫廊而言，籌備的時間緊拙，或只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，再者，在商業考慮等不同的因素下，藝術作品在商業畫廊下最終也是賣買的物品，因此，策展的角色往往都較為行政作主導，負責聯絡、機構負責人協商等行政工作，也沒有提供一個有系統的閱讀脈絡給觀眾或收藏家；而官方的美術博物館如正在進行擴展工程香港藝術館，從行政架構來看，建基於藝術館中複雜的運作機制，形成館內策展工作以梯隊形式運作，層層遞進的策展模式，不難理解當中經過多年發展後，會偏向行政及著重程序的行事方式，多年來香港藝術館也受本土藝術家批判制度官僚。（何慶基，2012)
然而，從好的那方面想，行政主導的策展模式也有其影響力，如文晶瑩曾在《水果、魚生、小菜——三類策展方法》一文中簡單說明了策展人的三種狀態，當中一類，或將詮譯空間歸還給藝術家及作品，文氏稱之為「描述式」的策展，性質有如行政工作，這類策展能「維持藝術家對展品的詮釋，而不作任何增減，去將展品介紹給觀眾，讓作品說話。」，要是藝術家以至觀眾群都是成熟的話，確實將策展的位置置後也無可厚非，如文中提到 1ａ空間曾舉辦「繪畫復繪畫」（2004），策展人蔡仞姿稱自己為組織者，將話語權交由藝術家處理，甚至近期「心安是歸處」（2016），策展人羅文樂亦認為自己是協調及串連兩位藝術家程展緯及楊秀卓，而策展人這種角色及位置是否適當，多年來也被受討論。
後記 當然，亦有藝文工作者反映過不少策展人有失職的情況，然而，這方面多是口耳相傳，亦難以求證，但從中涉及溝通、策展人與藝術家對作品的理解與演繹，實需多花時間磨合。
參考：
藝術家批港大回應 為反駁而犧牲專業，載《立場新聞》(https://thestandnews.com/art/藝術...)
香港大學回應傳媒就「因地制宜」展覽的查詢，載香港大學網頁：http://www.hku.hk/press/press-relea...
連美嬌：〈對話〉，載《對談！公眾．實踐．藝術》會議，2013，頁9。
有關何慶基、陳浩揚、丁穎茵訪問，見〈策展人道盡香港藝術真正生態〉，載《信報》，2012年7月13日，C3。
鄭怡敏，〈導言〉，見《策你老毛》阿金藝術計劃（2013-2015）
原文載 《art plus》issue55, May 2016, P.19 (https://issuu.com/artmap0/docs/aphk...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