境遇之間——六個女性藝術家以攝影書寫的香港故事
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於浸會大學顧明均展覽廳展出的「境遇之間」,策展人周佩霞開宗明義以「六位女性藝術家以攝影書寫的香港故事」為副題,邀請到六位藝術家包括林慧潔、劉衛、羅玉梅、盧婉雯、王禾璧、姚妙麗參展。而在策展人語中亦有提到「境遇之間」「是一個尋找消失去呈現香港主體的展覽」。因此,在這個前設的引導下引申出兩個主要的脈絡:首先,女性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是否仍然存在獨特的視角與性質;另一方面,如何陳說主體已是一大課題,當中包括個人的意識、經驗、情感、身份、價值等複雜的面向,創作者的取向與作品,以及策展人的想法又如何呈現這些複雜的元素?
有關策展的方向 還看本港的一些視覺藝術展覽,偶然也會發現一些展覽會以女性作為其中一項策展條件,就如近期在Mur Nomade的展覽Recollections,潛台詞也是強調女性藝術家的參與。而事實上,香港不乏女性藝術家,先不談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,女性藝術家還是有相當的平台以藝術之名發聲,浮出地表。但觀乎香港的攝影藝術中,女性也許仍然處於被標籤化的題材/位置,就如去年周佩霞也有參與策展工作的攝影展覽「隱性的聲音──亞洲女性攝影展」,或是四十三屆香港藝術節舉辦的「女・聲」攝影比賽等。在攝影藝術的範疇中,女性攝影仍處於一個邊陲的位置,如此將策展中消失的概念套進女性的位置中,還是可以理解的。
再看展覽的策展方向,這次展覽的策展傾向於學院式的命題為主,著重策展人對藝術家以至作品的詮釋、挑選工作,而非強調策展人的主導介入參與及創作過程。然而,當中可看到策展人在各方面的考慮上都夠全面細密,例如挑選參與藝術家,假設以藝術家的「生代」來畫分,雖則未算見到最新一代的聲音,但仍可看到其闊度也算得上廣泛;各個藝術家也有一定的創作資歷,對自己創作理念有持續發展的脈絡,而展示的作品全都是舊作或持續創作,而非按這次展覽主題而「突然」創作,暗示了策展人希望在展覽中展出的作品具一定程度的質素與期望。在這種策展取向下,作品就是內容並填充到這些命題的框架內,當然,這比起互動並具參與性的策展思維不同,前者限制了彼此的對話、互涉,開放論述甚至「再創作」的程度,但與此同時,這種穩健的方針為觀眾帶來一種頗實在的視覺經驗,具質素的視角亦能讓作品帶來新的詮釋。
作品與作品的對照記 再看這次作品與展覽,從這六位藝術家當中,並不是全然以攝影藝術創作自居,但她們所探索的議題及藝術實踐還需靠攝影/影像作記錄及中介。浸會大學的展覽廳分為兩層,從燈光、環境等硬件設置來看,展場的限制頗大,間接影響策展時一些具體編排及佈展等因素,因而影響了觀感經驗。例如地下只展出劉衛的三組作品,其餘5位藝術家的作品則放到二樓,驟眼看來比重上有點失衡,彷彿成為兩個獨立的展覽般,地下是個展,而二樓卻出現有點過度喧鬧的情況。
然而,這種安排中,還是透露到策展人的想法,劉衛的作品風格上一致,《此》、《相簿》兩組作品以圖像追尋父母的足跡,屬個人身份的叩問與探索,《福爾蓋特街18號》則指向了殖民者的歷史想像,三組作品正正是追尋一段段消失的歷史,切入點卻不盡相同,從而彰顯出個人情感與歷史、空間等的互維關係;而上層的作品,展場前方左手邊的是林慧潔的作品《證件照,2002-》及《允許及不允許》,利用攝影讓自身成為觀察的對象,延伸出身份與監控的問題;右邊的是王禾璧《身份—視像與聲音》,她將攝影家的身份退到較後位置,利用攝影捕捉了舊建築如余園、荔園、舊中區警處面臨消失改建的一剎那,從城市中的異質建築空間的變異中反思身份的存在,兩人的作品相對照;然後後方姚妙麗與羅玉梅作品,在形式及內容上也有著絲絲的映襯,二人的作品偏向由個人或私密的經驗擴展到外部的社會議題,形式上也不是純粹依靠攝影與影像,而是涉獵不同的裝置、文件等。姚妙麗的《送》及《回去失去了的家》均以家及住處為出發點,《送》是典型諷刺又帶戲謔的攝影創作,如走到平民家庭裡,讓人手拉起「大海景」的海報;《回去失去了的家》 則是利用吊臂車將自己回到已消失的舊居,攝影成為記錄的工具,並透過各種文件如過往的信件,呈現一段介於私密與社會發展相連的脈絡;羅玉梅的《垃圾灣、景林邨》及《潤物細無聲,觀塘碼頭,春天》均是富詩意的複合創作,以將軍澳中的植物及觀塘碼頭的雨,從微物觀及個人感性的角度來詮釋兩處地方,化成不規則的光影、植物、錄像、攝影等,作品自然地設置在視線以下的位置,觀眾因此要卑躬屈膝細看。這種形式的呈現以感知作主導,難以明狀的訊息及帶動觀眾的情緒成為眾作品中唯一的「空間詩學」。
結語 綜觀,林慧潔與劉衛的作品較為偏向探索身份,前者聯繫到權力關係,後者則指涉到後殖民想像,其餘四位藝術家都偏向利用影像指涉到物理的空間。在當代攝影的脈絡下,攝影的維度已不限於靜止的平面圖像,當中加插了不少錄像,裝置等元素,以攝影介入空間,同時作為藝術家藝術實踐過程中記錄的工具與中介,也有作為美學呈現的媒介。既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性(也是大眾普遍閱讀的經驗),也有一些具個人情感(那種經驗則需要透過額外的認知及類比經驗)。兩者互相跨越成為一種複合的論述,從而滲透出個人、觀看、歷史,大眾等的關鍵詞。然而回首一看,各人作品的可觀性及藝術性,實在無必要強調女性藝術家的位置,也不是全然看到「香港故事」。
原文載art plus, p12-13 (dec 2015)